汪曾祺 我有个长辈，每剪一次指甲，总好好地保存起来。我于是总怕他死。人死了，留下一堆指甲，多恶心的事！这种心理真是难于了解。人为什么对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东西那么爱惜呢？也真是怪，说起鬼物来，尤其是书上，都有极长的指甲。这大概中外都差不多。同样也是长的，是头发。头发指甲之所以可怕，大概正因为是表示生命的（有人告诉我，死了之后指甲头发都还能长）。人大概隐隐中有一种对生命的恐惧。于是我想起自己的不爱理发，我一觉察我的思想要引到一个方向去，且将得到一个什么不通的结论，我就赶紧把它叫回来。没有那个事，我之不理发与生啊死的都无关系。也不知是谁给理发店订了那么个特别标记，一根圆柱上画出红蓝白三色相间的旋纹。这给人一种眩晕感觉。若是通上电，不歇地转，那就更教人不舒服。这自然让你想起生活的纷扰来。但有一次我真叫这东西给了我欢喜。一天晚上，铺子都关了，街上已断行人，路灯照着空荡荡的马路，而远远的一个理发店标记在冷静之中孤零零地动。这一下子把你跟世界拉得很近，犹如大漠孤烟。理发店的标记与理发店是一个巧合。这个东西的来源如何，与其问一个社会人类学专家，不如请一个诗人把他的想象告诉我们。这个东西很能说明理发店的意义，不论哪一方面的。我大概不能住在木桶里晒太阳，我不想建议把天下理发店都取消。理发这一行，大概由来颇久，是一种很古的职业，我颇欲知道他们的祖师是谁，打听迄今，尚未明白。他们的社会地位，本来似乎不大高。凡理发师，多世代相承，很少改业出头的。这是一种注定的卑微了。所以一到过年，他们门楣上多贴“顶上生涯”四字，这是一种消极反抗，也正宣说出他们的委屈。别的地方怎样的，我不清楚，我们那里理发师大都兼做吹鼓手。凡剃头人家子弟必先练习敲铜锣手鼓，跟在喜丧阵仗中走个几年，到会吹唢呐笛子时，剃头手艺也同时学成了，吹鼓手呢，更是一种供驱走人物了，是姑娘们所不愿嫁的。故乡童谣唱道：姑娘姑娘真不丑，一嫁嫁个吹鼓手，吃人家饭，喝人家酒，坐人家大门口！其中“吃人家饭，喝人家酒”，也有唱为“吃冷饭，吃冷酒”的，我无从辨订到底该怎样的。且刻画各有尖刻辛酸，亦难以评其优劣，自然理发师（即吹鼓手）老婆总会娶到一个的，而且常常年轻好看。原因是理发师都干干净净，会打扮收拾；知音识曲，懂得风情；且因生活磨炼，脾性柔和；谨谨慎慎的，穿吃不会成大问题。聪明的女孩子愿意嫁这么一个男人的也有，并多能敬重丈夫，不以坐人家大门口为意。若在大街上听着他在队仗中滴溜溜吹得精熟出色，心里可能还极感激快慰。事实上这个职业被目为低贱，全是一个错误制度所产生的荒谬看法。一个职业，都有它的高贵。理发店的春联“走进来乌纱宰相，摇出去白面书生”，文雅一点的则是“不教白发催人老，更喜春风满面生”，说得切当。小时候我极高兴到一个理发店里坐坐，他们忙碌时我还为拉那种纸糊的风扇。小时候我对理发店是喜欢的。等我岁数稍大，世界变了，各种行业也跟着变。社会已不复是原来的社会，差异虽不太大，亦不为小。其间有些行业升腾了，有些低落下来。有些名目虽一般，性质却已改换。始终依父兄门风，师傅传授，照老法子工作，老法子生活的，大概已颇不多。一个内地小城中也只有铜匠的、锡匠的特别响器。瞎子的档，阉鸡阉猪人的糖锣，带给人一分悠远从容感觉。走在路上，间或也能见一个钉碗的，之故之故拉他的金钢钻；一个补锅的，用一个布卷在灰上一揉，托起一小勺殷红的熔铁，嗤的一声焊在一口三眼灶大黑锅上；一个皮匠，把刀在他的脑后头发桩子上光一光，这可以让你看半天。你看他们工作，也看他们人。他们是一种“遗民”，永远固执而沉默地慢慢地走，让你觉得许多事情值得深思。这好像扯得有点嫌远了。我只是想变动得失于调节，是不是一个问题。自然医治失调症的药，也只有继续听他变。这问题不简单，不是我们这个常识脑子弄得清楚的。遗憾的是，卷在那个波浪里，似乎所有理发师都变了气质，即使在小城里，理发师早已不是那种谦抑的，带一点悲哀的人物了。理发店也不复是笼布温和的，在黄昏中照着一块阳光的地方了。这见仁见智，不妨各有看法。而我私人有时是颇为不甘心的。现在的理发师，虽仍是老理发师后代，但这个职业已经“革新”过了。现在的理发业，和那个特别标记一样是外国来的。这些理发店与“摩登”这个名词不可分，且俨然是构成“摩登”的一部分，是“摩登”本身。在一个都市里，他们的势力很大，他们可以随便教整个都市改观，只要在哪里多绕一个圈子，把哪里的一卷翻得更高些。嗐，理发店里玩意儿真多，日新月异，愈出愈奇。这些东西，不但形状不凡，发出来的声音也十分复杂，营营扎扎，呜呜拉拉。前前后后，镜子一层又一层反射，愈益加重其紧张与一种恐怖。许多摩登人坐在里面，或搔首弄姿，顾盼自怜，越看越美；或小不如意，怒形于色，脸色铁青；焦躁，疲倦，不安，装模作样。理发师呢，把两个嘴角向上拉，拉，笑，不行，又落下去了！他四处找剪子，找呀找，剪子明明在手边小几上，他可茫茫然，已经忘记他找的是什么东西，这时他不像个理发师。而忽然又醒来了，操起剪子咔嚓咔嚓动作起来。他面前一个一个头，这个头有几根白发，那个秃了一块，嗨，这光得像个枣核儿，那一个，怎么回事，他像是才理了出去的？咔嚓咔嚓，他耍着剪子，忽然，他停住了，他努目而看着那个头，且用手拨弄拨弄，仿佛那个头上有个大蚂蚁窝，成千成万蚂蚁爬出来！于是我总不大愿意上理发店。但还不是真正原因。怕上理发店是“逃避现实”，逃避现实不好。我相信我神经还不衰弱，很可以“面对”。而且你不见我还能在理发店里看风景么？我至少比那些理发师耐得住。不想理发的最大原因，真正原因，是他们不会理发，理得不好。我有时落落拓拓，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个不爱惜自己形容的人，实在我可比许多人更讲究。这些理发师既不能发挥自己才能，运巧思，也不善利用材料，不爱我的头。他们只是一种器具使用者，而我们的头便不论生张熟李，弄成一式一样，完全机器出品。一经理发，回来照照镜子，我已不复是我，认不得自己了，镜子里是一个浮滑恶俗的人。每一次，我都愤恼十分，心里充满诅咒，到稍稍平息时，觉得我当初实在应当学理发去，我可以做得很好，至少比我写文章有把握得多。不过假使我真是理发师……会有人来理发，我会为他们理发？人不可以太倔强，活在世界上，一方面需要认真，有时候只能无所谓。悲哉。所以我常常妥协，随便一个什么理发店，钻进去就是。理发师问我这个那个，我只说“随你！”，忍心把一个头交给他了。我一生有一次理了一个极好的发。在昆明一个小理发店。店里有五个座位，师傅只有一个。不是时候，别的出去了。这师傅相貌极好。他的手艺与任何人相似，也与任何人有不同处：每一剪子都有说不出来的好处，不夸张（这是一般理发师习气），不苟且（这是一般理发师根性），真是奏刀騞然，音节轻快悦耳。他自己也流溢一种得意快乐。我心想，这是个天才。那是一个秋天，理发店窗前一盆蠖爪菊花，黄灿灿的。好天气。
梁文道 据说当年邓小平第一次看到金庸的时候就跟他说，你写的小说我都看过了。试想在80年代初，连邓小平都已经看过金庸的小说了，可见金庸在整个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之大、读者范围之广。与此同时，针对他的争论和批评也随之而来。早在二三十年前，台海两岸都曾以不同方式禁过金庸的小说。大陆这边有的人觉得他诋毁中华民族，觉得他对共产党非常不友善，台湾那边则觉得他崇拜毛泽东。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，记得那时候《射雕英雄传》在台湾叫《大漠英雄传》，因为“射雕”这两个字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写过的一首词里也谈到了“射雕”，且自比为英雄，所以台湾就据此觉得这个书非常不妥，出于妥协，金庸只好把书名改成了《大漠英雄传》。他的小说真的跟政治有那么深的关系吗？很可能是的。我们仔细看便会发觉，他的小说甚至不只跟政治有关系，在现代读者，尤其是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的读者眼光中，金庸多少是有点歧视女性的，甚至觉得他的意识形态有很多问题，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色彩，有一种大中华沙文主义等等，诸如此类的批评不胜枚举。先来谈一谈女人的问题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里面，女性跟武侠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？小说里面曾出现过很多武功出众的女人，但要说练到天下一等最上乘武功的女人却少之又少，除了一个人——东方不败。可东方不败是女人吗？他是个男人，他为了练葵花宝典要自宫，这本是完全没有科学实据的东西，金庸却把他写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。写东方不败本来是个好汉，自宫之后却开始喜欢绣花，喜欢女红，整个人变得跟女人一样，最后还缠上了旁边一个小帅哥等等。可见这个“葵花宝典”虽贵为天下第一武学，但却是一个让男人变成女人的武学，因此葵花宝典在《笑傲江湖》里面是一本很有问题的书，是邪门武功，大家不应该去练。由此也可看出金庸对武学的某种态度：如果一种武学跟女人发生关系，那么这种武学多半会有点问题。再比如说《九阴真经》，本来谈不上是女人练的功夫，但梅超风练了九阴白骨爪之后就变得很可怕，周芷若也一样，练《九阴真经》练出的都是一些毒辣邪门的雕虫小技或是杀伤力不强的花拳绣腿，反正都不是什么正派功夫。因此很多人就认为金庸骨子里对女人很不客气，甚至是歧视女人的。说到金庸小说和政治的关系就更有意思了。金庸对于民族主义、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想当年，金庸是香港《明报》的老板，天天写社论，同时也写武侠小说。在香港这个特殊的时空，尤其身处两岸敌对状况非常强烈的历史时期，他的武侠小说难免让我们解读为对现实有所影射。回顾他的创作轨迹，早年的武侠小说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，一种大汉中心主义。像郭靖是个民族英雄，红花会要反清复明，大家都觉得他有一种很强的民族情感。即便到了今天，那些任何事情都要讲政治正确的人，他们捧起金庸也依旧认为金庸民族感情很深厚。可我们回头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如此？比如早期的《书剑恩仇录》，红花会这样的组织，其所谓的“反清复明”其实是反清不复明，它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乾隆承认自己是汉人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整个体制都不用变。这是一种相当天真幼稚的民族主义，皇帝是汉人就行，皇帝不是汉人就不行。沿着这个逻辑继续推演，我们看《天龙八部》里面的乔峰，也就是萧峰，他是契丹人，但是死了之后中原群豪里面有人还说：“哎呀，没想到这个契丹人反而比我们中原人还要英雄好汉！”也有人说：“他大概是被我们汉人养大，所以就英雄了！”从中可以看出，关于“民族身份”的问题显然已经越来越复杂。到了《鹿鼎记》完全发展为另一个局面了。当然，要强调的是，《鹿鼎记》这部作品历来很有争议，喜欢它的人很喜欢，甚至认为这是金庸最好的小说，而讨厌它的人很讨厌，觉得它根本不能算是武侠小说，主角韦小宝连武功都不会，完全脱离了一般武侠小说里面的英雄主角形象。但也正因此，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特别，它是一本反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，以它作为金庸一生武侠创作的终结，我觉得非常适合。回头再看《鹿鼎记》里面的政治，陈近南是天地会的大英雄、大豪杰，武功盖世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一个武功最好的人到最后是不管用的，而且在韦小宝的眼中，这个天地会里全是一些迂腐的老家伙。你为什么非要反清复明呢？现在这个满人当皇帝当得多好啊！康熙做皇帝，天下太平，比以前汉人皇帝好多了！这里隐隐约约在呼应着《书剑恩仇录》里面乾隆帝的说法。此外，最妙的是韦小宝的身份问题，他觉得“民族身份”根本不是问题，甚至连他爸是谁都不是个问题，因为他妈是妓女，他到底是谁的儿子他也不知道。过去我们骂人常说谁是王八生的孩子，你妈是妓女之类的，可这些骂人的话运用在韦小宝身上就完全失效了，因为他当真就是妓女生的孩子，而且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他爽得不得了。在他的世界里，他凭着自己的诡计、古惑和一种香港人式的小聪明，什么事都能够做到完美。我们看到最后，韦小宝简直是个大赢家，身边很多漂亮的女人当老婆，心里面还挂念着俄罗斯地下城堡里面埋的宝藏，真是爽快得不得了。那么，这是否也正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金庸小说最终的政治态度呢？节选自《我读》
希区柯克 为了稳妥起见，哈德森提前赶到那儿。天色昏暗，下着毛毛雨。当他从紧急楼梯爬到三楼时，有点儿喘气，他在楼梯上蹲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爬到窗户边，窗户没有锁。既然窗户没有锁，他就不必费心去撬开它了。哈德森觉得芭比太大意了，屋里有些值钱的东西，这一带治安又不好，她至少应该把卧室的窗户锁起来。可是，芭比没有锁。哈德森撩起窗帘，屋里黑乎乎的，有一股香水味飘出来。他不想进去，他发现也没有必要进去。公寓前门右边有一盏灯，昏暗的光线照了过来，这表明卧室的门是开的，通向客厅的门也是开的。哈德森跪在湿漉漉的防火楼梯，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一支左轮手枪，那是前两天买的；然后，从另一边口袋取出消音器，这是在一家当铺买的。他把消音器套在枪口上，然后，左手臂放在窗台上，手枪架在左手臂上。十五分钟后，公寓的门会打开，然后，芭比会出现在那里，借着走道的灯光，很容易击中她。哈德森静静地等着。雨从黑漆漆的天上飘落下来，风吹着下面的垃圾桶盖咚咚直响。芭比那浓烈的香水味从窗户飘出来，这香水曾经很能激起他的性欲，现在却让他感到厌恶。他等待着，心里想起家中的妻子伊丽莎白。他到这里来，全是为了伊丽莎白，亲爱的伊丽莎白。他怎么会这么笨呢？伊丽莎白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爱，可是他却去跟芭比鬼混。芭比的年龄只有他的一半，是个大眼睛、高胸脯的金发女郎，她靠傍大款为生。哈德森知道，他决不是第一个养芭比的男人。但是，他将是最后一个养她的男人。她胆子真是大。前几天，当他表示要结束这种同居关系时，她居然敢威胁他。哈德森从来没有想到，她会这么大胆。就在此时，一想这事，他的心就怦怦乱跳，带手套的手也愤怒地发抖。他记得她噘起血红的嘴唇，唇边有一抹幼稚的微笑，眼睫毛一眨一眨的，冷冷地说：“不！亲爱的，我要你留在我身边，否则的话，我要去见你老婆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想那样做，不过……”不过她会做的，这一点哈德森很肯定。就在第二天，哈德森回到家中，发现太太躺在卧室的床上，两眼哭得红中。她接到一个匿名电话，那电话很下流，那些脏话是一个年轻女人说的。在此之前，哈德森就不安地感觉到，他太太好像在怀疑他有不忠的行为，但是怀疑是一回事，接到电话又是另一回事。哈德森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他只有采取行动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干掉她，但现在不得不那么做了。起初，他想到下毒，他甚至想办法弄到了一粒毒药，但是下毒并不容易。芭比会防备，他想到其他方法，可是都不满意。最后，他看到一条新闻报道，这给了他灵感。最近，城东的某一地区，发生了一连串妇女被枪击的案子，这位枪手总在夜里向没有拉下窗帘的女人射击。很巧的事，那一地区离芭比的住处不远。他扔下报纸，过了一会儿，又拿起报纸，看看上面的天气预报，天气预报说，以后的几天里有雨。今天下雨了，又刮了风，天色已经暗下来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机会。他等候着，虽然很不舒服，但是一想到这事一了百了，他就感到很高兴。他轻声低语道：“伊丽莎白，我已经接受教训了，从今以后，我的生活中只有你一个。”也许过几天，他可以带伊丽莎白出去旅行，算是第二次度蜜月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忽然，黑暗中闪过一道黄光，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公寓的前门开了。他没有料到芭比会这么早回来。他知道她通常在市中心的餐厅吃饭，总是在八点钟左右回家，今天她回来早了一些。这样反倒更好。他眯起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瞄准手枪的准星。由门口照过来的灯依稀可见。她在那儿，穿着雨衣的侧影，她在门槛那儿有些犹豫，然后，她举起一只手在摸索公寓里面的电灯开头。哈德森射出一发子弹，那女人向后晃了一下，双臂向上举，他又向那黑黑的人影连开了几枪，那人影慢慢地向前倒下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哈德森再仔细地瞄准，向尸体又开了两枪。实际上，那两枪并不需要，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射击手，他自信第一枪就已经完成了任务。当他开车回到郊区的别墅时，时间是八点三十分，雨势已经减弱。他意外地发现，太太的车没有停在车库里。或许她开车到购物中心买东西去了。哈德森在汽车里坐了一会儿，把他的行动重新回忆一遍：他在回家的路上，把手枪拆成零件，扔进河里了。芭比之死，没有什么线索会牵连到他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曾认识那个女人。他们的交往非常秘密，甚至每次偷偷去看她时，他总是悄悄地擦拭他摸过的每一样物品，深怕留下指纹。当然，他之所以那样做，为的只是普通的谨慎，而不是有朝一日他要杀她。现在，哈德森和芭比之间，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愉快地轻轻哼着歌曲，离开汽车，走向屋子。一进屋里，他第一眼看见的，是放在客厅小茶几上的便条。字条是伊丽莎白写的，当他拿起字条时，嘴里仍然在哼歌。句子从潦草的字迹中跳到眼前：“对不起……可是，忍受了我早知道芭比这个人……跟踪你……我必须面对她……和她谈清楚……我发现钥匙……”哈德森发出一声低沉的，似哭非哭的呻吟，心里想起那天早上，他把芭比公寓的钥匙从钥匙环里取下来，塞在五斗柜里的一堆裤子下面。“……钥匙，现在，我就要去找她。假如她不在的话，我要到公寓里等她，……必须了断……我太爱你……哈德森……我不能把你拱手让给别人，而不加……”字条突然从哈德森麻木的手中滑落，缓缓地落到地毯上。“不，”他低吟一声，然后大叫，“不！不可能！那不可能！”站在房门口的那个女人的身影，是不是比芭比高一点，瘦一点？他开枪时，心里还隐约有点不对劲的模糊印象。现在，那种印象被重新拾回来，而且在他焦躁不安的想象中，越变越大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一定错杀人了，他一定是错杀了自己的太太，伊丽莎白！事情就那么简单！那么要命！他昏昏沉沉地走到卧室，从一个隐秘的地方拿出那粒毒药，然后又回到客厅，含泪读了一遍伊丽莎白留给他的信。他吞下那粒毒药，几分钟内，就开始起作用了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静静地等着。有钥匙开门的声音。伊丽莎白走进屋里，她的头发被雨淋得全是水，外套也被淋湿了。她看到他，突然停了下来。“哦，我希望在你回家之前赶回来，撕掉那封信，”她叹了口气。“哈德森，我没有去，我在最后一刻失去了勇气，然后……亲爱的，你怎么啦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是不是病了？”他是出事了，因为胃里的毒药发作了。
蔡澜 我这一生之中，最爱吃的，除了豆芽之外，就是蛋了。一直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蛋。但是，我却怕蛋黄。这有原因，小时生日，妈妈烚熟了一个鸡蛋，用红纸浸了水把外壳染红，是祝贺的传统。当年有一个蛋吃，已是最高享受。我吃了蛋白，刚要吃蛋黄时，警报响起，日本人来轰炸，双亲急着拉我去防空壕，我不舍得丢下那颗蛋黄，一手抓来吞进喉咙，噎住了，差点呛死，所以长大后看到蛋黄，怕怕。只要不见原形便不要紧，打烂的蛋黄，我一点也不介意，照食之，像炒蛋。说到炒蛋，我们蔡家的做法如次：用一个大铁镬，下油，等到油热得生烟，就把发好的蛋倒进去。事前打蛋时已加了胡椒粉，在炒的时候已没有时间撒了。鸡蛋一下油镬，即搅之，滴几滴鱼露，就要把整个镬提高，离开火焰，不然即老。不必怕蛋还未炒熟，因为铁镬的余热会完成这件工作，这时炒熟的蛋，香味喷出，不必其他配料。蔡家蛋粥也不赖，先滚了水，撒下一把洗净的虾米熬个汤底，然后将一碗冷饭放下去煮，这时加配料，如鱼片、培根片、猪肉片。猪颈肉丝代之亦可，或者冰箱里有什么是什么。将芥兰切丝，丢入粥中，最后加三个蛋，搅成糊状，即成。上桌前滴鱼露、撒胡椒、添天津冬菜，最后加炸香的干红葱片或干蒜茸。有时煎一个简单的荷包蛋，也见功力。和成龙一块在西班牙拍戏时，他说他会煎蛋。下油之后，即刻放蛋，马上知道他做的一定不好吃。油未热就下蛋，蛋白一定又硬又老。煎荷包蛋，功夫愈细愈好。泰国街边小贩用炭炉慢慢煎，煎得蛋白四周围发着带焦的小泡，最香了。生活节奏快的都市，都做不到。香港有家叫“三元楼”的，自己农场养鸡生蛋，专选双仁的大蛋来煎，也很没特别。成龙的父亲做的茶叶蛋是一流的，他一煮一大锅，至少有四五十粒，才够我们一群饿鬼吃。茶叶、香料都下得足，酒是用X.O.白兰地，以本伤人。我学了他那一套，到非洲拍饮食电视节目时，当场表演，用的是巨大的鸵鸟蛋，敲碎的蛋壳造成的花纹，像一个花瓶。到外国旅行，酒店的早餐也少不了蛋，但是多数是无味的。饲养鸡，本来一天生一个蛋，但急功近利，把鸡也给骗了。开了灯当白天，关了当晚上，六小时各一次，一天当两天，让鸡生二次。你说怎会好吃？不管他们的炒蛋或者奄列，味道都淡出鸟来。解决办法，唯有自备一包小酱油，吃外卖寿司配上的那一种，滴上几滴，尚能入喉。更好的，是带一瓶小瓶的生抽，台湾制造的民生牌壶底油精为上选，它带甜味，任何劣等鸡蛋都能变成绝顶美食。走地鸡的新鲜鸡蛋已罕见，小时听到鸡咯咯一叫，妈妈就把蛋拾起来送到我手中，摸起来还是温暖的，敲一个小洞吸噬之。现在想起，那股味道有点恐怖，当年怎么吃得那么津津有味？因为穷吧。穷也有穷的乐趣。热腾腾的白饭，淋上猪油，打一个生鸡蛋，也是绝品。但当今生鸡蛋不知有没有细菌，看日本人早餐时还是用这种吃法，有点心寒。鹌鹑蛋虽说胆固醇最高，也好吃，香港陆羽茶楼做的点心鹌鹑蛋烧卖，很美味。鸽子蛋煮熟之后蛋白呈半透明，味道也特别好。由鸭蛋变化出来的咸蛋，要吃就吃蛋黄流出油的那种。我虽然不喜蛋黄，但咸蛋的能接受。放进月饼里，又甜又咸，很难顶，留给别人吃吧。至于皮蛋，则非糖心不可。香港镛记的皮蛋，个个糖心，配上甜酸姜片，一流也。上海人吃熏蛋，蛋白硬，蛋黄还是流质。我不太爱吃，只取蛋白时，蛋黄黏住，感觉不好。台湾人的铁蛋，让年轻人去吃，我咬不动。不过他们做的卤蛋简直是绝了。吃卤肉饭、担仔面时没有那半边卤蛋，逊色得多。鱼翅不稀奇，桂花翅倒是百食不厌，无他，有鸡蛋嘛。炒桂花翅却不如吃假翅的粉丝。蔡家桂花翅的秘方是把豆芽浸在盐水里，要浸个半小时以上。下猪油，炒豆芽，兜两下，只有五成熟就要离镬。这时把拆好的螃蟹肉、发过的江瑶柱和粉丝炒一炒，打鸡蛋进去，蘸酒、鱼露，再倒入芽菜，即上桌，又是一道好菜，但并非完美。去南部里昂，找到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厨师保罗·鲍古斯，要他表演烧菜拍电视。他已七老八十，久未下厨，向我说：“看老友份上，今天破例。好吧，你要我煮什么？”“替我弄一个完美的蛋。”我说。保罗抓抓头皮：“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我。”说完，他在架子上拿了一个平底的瓷碟，不大，放咖啡杯的那种。滴上几滴橄榄油，用一枝铁夹子挟着碟，放在火炉上烤，等油热了才下蛋，这一点中西一样。打开蛋壳，分蛋黄和蛋白，蛋黄先下入碟中，略熟，再下蛋白。撒点盐，撒点西洋芫荽碎，把碟子从火炉中拿开，即成。保罗解释：“蛋黄难熟，蛋白易熟，看熟到什么程度，就可以离火了。鸡蛋生熟的喜好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同，只有用这个方法，才能弄出你心目中最完美的蛋。”
希区柯克 我们来到路卡前时，已经快半夜了。大雨下个不停，在卡车车灯照射之下，像玻璃纸一样发亮。警察把路卡设在离急转弯大约五十码的地方，所以你在远处看不见，只有绕过这个转弯后才能看见它。两辆警车成V形朝北停着，整队和我们，还有两辆在二十码外，成V形朝南停着。四辆警车都开着车灯，在潮湿、黑暗的夜空下，车灯像探照灯一样互相交叉着。在四辆警车中央，放置着两个巨大的木制临时路障，上面的红灯一闪一闪的。我轻轻的一踩刹车，我们的卡车慢了下来。那孩子从座位上探过身，恶狠狠的用猎刀顶住我的肋骨，低声说：“听着！你要是敢乱说一句话，我就宰了你！他们会抓住我，但我会先捅死你！”我扭头瞥了他一眼，在路卡昏暗的灯光下，他脸色苍白，腮帮和下巴上胡子拉碴的，有三四天没刮了；实际上，他并不是一个孩子，但给人的印象却像个孩子。他长得高大、瘦削，一绺黑发垂在前额，上身穿这一件皮夹克，下面是一条沾满泥巴的粗布斜纹裤子，脚下蹬着一双高统靴，看来像是从货车上跳下来的。十五分钟前，在距BC镇四英里的地方，他劫持了我。大雨已经持续了三天，路面非常糟糕，有一段三百码的路段，积水达二三英尺深，我不得不放慢车速，缓缓通过。就在这时，卡车乘客座位那边的门猛地被拉开，这孩子跳上车，右手握着猎刀，喝令我不许声张，继续开车。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继续以四十公里的时速慢慢穿越那段积水区，我在心里揣摩，这孩子为什么要劫持我和卡车呢？他犯了什么罪？他是从哪里逃来的？他眼中的神情很古怪，我可不想惹他用猎刀捅我。现在，我把卡车停在离警车十码的地方，右边有一小片空地，你可以在检查完后倒车，但是，一位穿黑雨衣的警察正站在那里，我认为他手里正端着枪，不禁紧张的呼吸都困难了。一辆警车的前门开了，两位穿这同样雨衣的警察下了车，朝卡车走来。一个走到车灯光线之外，站在黑暗中监视着我们，另一个圆脸的走到我的车窗前，手里拿着一个小手电筒。我摇下车窗玻璃，他打开手电照着车厢，我在灯光下眯起眼睛，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。“警官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声音很不自然。“你们去哪儿？”他很严肃的问。“去桑诺。”我说。“这么晚了，到那儿干嘛？”“我去接我太太，她的火车半夜才到，她妈妈上星期病了，她去照顾她妈妈去了。”他点点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迈克。”“带驾驶执照了吗？”“当然带了。”我说。我从屁股口袋里掏出皮夹打开，高高举起。他用手电照了一下，点点头，然后把手电光照在那孩子身上，那孩子紧张的抿着嘴，把刀藏在右腿和车门之间看不见的地方。警察问：“这是谁？”“我侄子杰里。”我立刻回答。“他也住在格兰吉路吗？”“和我们住在一起。”“格兰吉在BC镇的郊区，是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你们今晚出发后，又没有碰到什么人？”“你是指什么呢？”“有没有看见人在路上游荡或者是要搭便车的？”我吸了口气，“没看见。”我对他说。这时，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，但一想到它，我就浑身冒汗。虽然这样，我还是准备试试，我不停地想起那孩子手中的刀。我的左手本来是在我的肚子上的，现在我开始慢慢地向车门把移去，每次一寸。我努力装出很平静的样子，问：“警官，为什么要设路卡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“大约三小时前，有人在BC镇抢劫，”警察回答说，“抢劫了一位从芝加哥来的钻石推销员，抢走了价值两万元以上、未切割的钻石。那个抢劫犯一定知道推销员的行程，或者可能从芝加哥就一直跟踪他。”“你知道那个抢劫犯是谁么？”“还不知道，”警察说，“但我们知道是一个男人，单独一人，开着一辆偷来的车，那车停在推销员住的旅馆后面，他用一根灌铅的棍子击倒推销员，但活儿干的不利落，推销员苏醒过来，开始大叫，叫声引来旅馆的经理和几位旅客，歹徒从后门逃走了，没人看清他，连推销员本人都没看清。”现在我的小指已经摸到门把手了，我得让警察继续说话。“嗯，如果这位强盗开的是偷来的汽车，那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们这种普通的车辆呢？”“他不开那辆车了，”警察说，“他逃离旅馆二十分钟后，我们发现汽车被扔在一片树丛中；那里没有房屋，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我们知道他至少要徒步走一会儿。但他可能再偷一辆车，或者假装搭车而劫车。”“天哪！”我轻轻地呼了一口气，但是我可以感到我的肌肉紧张地抽紧了，我整个左手都落在那个门把上，我的手指紧紧地扣住它。我只要向下按就行了，但是，我不知道那孩子的刀有多快，我意识到，在我和警察谈话时，他一直紧盯着我。“叔叔我们该走了，”那孩子突然开口道，他的声音充满了紧张不安。“我是说，如果警察先生放行的话，我们得去接婶婶——”他没有说完，因为他说话时，视线从我身上移到警察那里，看看警察对他说话的反应，我需要的正是这一空挡。我按下门把，使尽全身力量冲下去。门猛地向外打开，把警察撞倒在雨地上。我左肩着地，顺势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嘴里大声喊道：“就是他！他就是你们要找的人！他拿刀上了我的车！就是他！”我滚离路面，翻滚过路基，停了下来，转回头看那卡车。那小孩正从车门出来，手里握着猎刀，那个圆脸警察侧身躺在路上，伸手从雨衣里往外掏枪，同时另一只手打开手电筒。接着，又有两个手电筒亮了起来，警车的门也猛地打开，人们在大雨中奔跑、大叫。那孩子终于跳了出来，站在卡车旁边，恶狠狠的四处张望，手里挥舞着猎刀。圆脸警察开了两枪，另一个警察开了第三枪，那孩子到下，不动了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慢慢站起身，警察们围在那孩子身边，低头看着他，我也走过去，站到那个圆脸警察身旁。我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我在几里外的积水区慢慢开车时，他冲上我的汽车，拿刀对着我，不许我声张，他的眼神非常古怪。”圆脸警察严肃的点点头。“迈克先生，你刚才很勇敢，”他一手搭在我肩膀上，“他很容易伤害到你。”“从他的眼神看出，他过一会儿就会动手的，”我说。“我觉得，最好还是在这里冒险拼一下。”一位警察跪在那孩子身边搜索。“什么也没有，连皮夹也是没有，口袋里干干净净的，更不用说钻石了。”圆脸警察说：“吉尔，到卡车上瞧瞧，”然后他问我：“他跳上车时，有没有带什么东西？”“没有。”叫吉尔的那个警察用手电筒照照卡车，然后摇着头回来了。圆脸警察问我：“你记得他劫持你的确切地点么？”“当然记得。”我说。我告诉了他那位置。“那么，他一定是把钻石放到那里的某个地方了，雨小点后，我们派人去搜索一下。”他们从一辆警车上拿来一条毛毯，盖住那孩子，然后用无线对讲机通知BC镇的警察局，说他们已经抓到抢劫钻石的人，要他们派辆救护车来。圆脸警察和我上了他的巡逻车，他录了一份我的口供，我签了字后，说：“我可以现在去桑诺么？我太太一定已经等急了。另外，我也需要一杯酒，镇定一下。”“当然可以，”他说，“我们需要你的话，会跟你联系的。”我想他道别，上了卡车，慢慢转过路卡。然后驶入大雨滂沱的黑夜中。过了五里路后，我的护膝才渐渐正常，不那么紧张了。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逃脱了。首先，我打那个推销员打得不够狠，他醒来后尖叫。其次，那辆该死的轿车出了问题，我不得不扔掉它。最后，我来到一家农舍，绑住那位真正的迈克，塞住他的嘴，偷走他的皮夹和卡车，接着，半路杀出那个傻小子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，但现在这已经无关紧要了。我确信不疑的是，他迟早会向我动刀子的，所以我才要借刀杀人，在路卡边冒险，正如我向那个圆脸警察所说得那样，最好在那里冒险拼一下。价值两万元的钻石就系在我的腰间……
丰子恺 为了一册速写簿遗忘在里湖的一爿小茶店里了，特地从城里坐黄包车去取。讲到车钱来回小洋四角。这速写簿用廿五文一大张的报纸做成，旁边插着十几个铜板一枝的铅笔。其本身的价值不及黄包车钱之半。我所以是要取者，为的是里面已经描了几幅画稿。本来画稿失掉了可以凭记忆而背摹；但这几幅偏生背摹不出，所以只得花了功夫和车钱去取。我坐在黄包车里心中有些儿忐忑。仔细记忆，觉得这的确是遗忘在那茶店里面第二只桌子的墙边的。记得当我离去时，茶店老板娘就坐在里面第一只桌子旁边，她一定看到这册速写簿，已经代我收藏了。即使她不收藏，第二个顾客坐到我这位置里去吃茶，看到了这册东西一定不会拿走，而交给老板娘收藏。因为到这茶店里吃茶的都是老主顾，而且都是劳动者，他们拿这东西去无用。况且他们曾见我在这里写过好几次，都认识我，知道这是我的东西，一定不会吃没我。我预卜这辆黄包车一定可以载了我和一册速写而归来。车子走到湖边的马路上，望见前面有一个军人向我对面走来。我们隔着一条马路相向而行，不久这人渐渐和我相近。当他走到将要和我相遇的时候，他的革靴嘎然一响，立正，举手，向我行了一个有色有声的敬礼。我平生不曾当过军人，也没有吃粮的朋友，对于这种敬礼全然不惯，不知怎样对付才好，一刹那间心中混乱。但第二刹那我就决定不理睬他。因为我忽然悟到，这一定是他的长官走在我的后面，这敬礼与我是无关的。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坐在车中，但把眼斜转去看他礼毕。我的车夫跑得正快，转瞬间我和这行礼者交手而过，背道而驰。我方才旋转头去，想看看我后面的受礼者是何等样人。不意后面并无车子，亦无行人，只有那个行礼者。他正也在回头看我，脸上表示愤怒之色，隔着二三丈的距离向我骂了一声悠长的“妈——的！”然后大踏步去了。我的车夫自从见我受了敬礼之后，拉得非常起劲。不久使我和这“妈——的”相去遥远了。我最初以为这“妈——的”不是给我的，同先前的敬礼的不是给我一样。但立刻确定它们都是给我的。经过了一刹那间的惊异之后，我坐在黄包车里独自笑起来。大概这军人有着一位长官，也戴墨镜，留长须，穿蓝布衣，其相貌身材与我相象。所以他误把敬礼给了我。但他终于发觉我不是他的长官，所以又拿悠长的“妈——的”来取消他的敬礼。我笑过之后一时终觉不快。倘然世间的荣辱是数学的，则“我+敬-妈的=我”同“3+1-1=3”一样，在我没有得失，同没有这回事一样，但倘不是数学的而是图画的，则涂了一层黑色之后再涂一层白色上去取消它，纸上就堆着痕迹，或将变成灰色，不复是原来的素纸了，我没有冒领他的敬礼，当然也不受他的“妈——的”。但他的敬礼实非为我而行，而他的“妈——的”确是为我而发。故我虽不冒领敬礼，他却要我是收“妈——的”。无端被骂，觉得有些冤枉。但我的不快立刻消去。因为归根究底，终是我的不是，为甚么我要貌似他的长官，以致使他误认呢？昔夫子貌似了阳货，险些儿“性命交关”。我只受他一个“妈——的”，比较起来真是万幸了。况且我有因此得些便宜：那黄包车夫没有听见“妈——的”，自从见我受了军人的敬礼之后，拉的非常起劲。先前咕噜地说“来回四角太苦”，后来一声不响，出劲地拉我到小茶店里，等我取得了速写簿，又出劲地拉我回转。给他四角小洋，他一声不说：我却自动地添了他五个铜子。我记录了这段奇遇之后，作如是想：因误认而受敬，因误认而被骂。世间的毁誉荣辱，有许多是这样的。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于杭州
梁文道 罗兰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在《恋人絮语》里有一个关于情欲的敏锐观察：“许多歌谣与旋律描述的都是情人的不在。”它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述说情人远去的失落，因离别而起的愁绪，与孤寂守候的难熬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时常出现的状况，情人总有暂别或者消失的时候？还是情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长久不在、永远隐身的对象？答案似乎是后者，情人就是那不在身边的人：而且就算他在，也永远消除不了他流离他方的幻觉，与自己被留在原处无法跟随的惆怅。为了解释这么奇特的情况，罗兰·巴特还特别引用了一个古希腊词：pathos，对于那不在者的思念与渴望。pathos这个词与其他表述爱欲的希腊文共有一种亲缘关系，那就是无法穷尽、永不满足的缺憾。不知何故，意中人不在眼前，我固然日思夜想；即使他在不远处，我却依然难以抑止对他的渴望。何等怪异，却又何等正常，以希腊人的理解，这正是情欲的定义；而那情之所钟的对象，就是你的情人了。缘此我们又能领会另外一类不可思议的状态了。平常我们老是听说情人影像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的滥调；但是有些人却正好相反，愈是思慕，愈是失落，因为他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意中人的容貌。由于记不起对方的样子，他就愈努力去记。以至于再也分不出，究竟是因为忘记了对方而努力思考，所以成了爱情；还是因为爱情，才遗忘了对方，失却了对象。愈是想得，愈不可得，pathos的终极矛盾。
佚名 你也许也是这样。小学毕业时一团人抱在一起哭的死去活来，中学毕业时拿着留言簿到处找同学写留言，大学毕业独自静默走完校园，三两告别的话，此后便了无音讯。人生都是从复杂到简单的忘记用语言动作来表达丰沛情感，单薄时间支撑起的回忆总不敌前程来的现实汹涌，于是最后索性独自走一程，再没有了言语。当初你抱着哭的死去活来的人，现在已经再也想不起姓名；当初怎样也舍不得收起的留言薄，在一次次的搬家中也不知丢在了哪里。当初离开大学校园，信誓旦旦说着以后一起打拼的好友，如今只有结婚生子时会礼貌性的电话通知。我们愈渐地封锁起自己，尽一切努力躲开身外的无谓瓜葛，探头探尾的生活里只有自我和自我前程，也并不认为这样的包裹是可怜。于是在某个我们认为的成熟时刻，会做出一副冷静沉默的态度，作为对懵懂青春时期玩世不恭与盛气凌人的剥离。对所有争议的事物保持沉默，对天气新闻保持沉默，对曾经深深爱过的男孩子保持沉默。是知道很多事情，再多的努力也无法改变分毫。成长成熟以后才能懂得的静默力量，从此变得不善言语起来。于是，每一天都有了新的改变，自己与自己抗衡斗争而已。然而你懂得生命的时光越来越短，能真正进入心里的人越来越少。曾经根深驻扎的，也慢慢剥离了根系，浮出了属于你的生活轨迹。在某次习惯性的告别之后，也许就真的再也不见，从此再无任何交集。又有谁没有经历过这样来不及告别的告别呢。越来越珍惜起身边的人，那些为了你甘愿停下脚步陪伴的人。或者，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，不过是那个甘愿为你停下的人。只有年岁愈长，才能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善良于生活所赋予的良知。正是在青春动荡的时节下，位置是人之相处的起始和目的，日子也渐渐酝酿在日益成长的细致里。如果任何一段旅途，都是一条主动选择或被动带领的道路，那么它承担着的便不该有坚韧静默的调子，我在中学时候告诉过朋友，如果允许，是必定要做甲方的。话语权是任何时候都能主宰生活方向及质量的根基，年轻时我们倾尽全力博得的掌声，不过是为了保持与生活相持的节奏而已。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，愿以此共勉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
雷蒙德.卡佛 我坐在朋友丽塔家里，抽烟，喝咖啡，我在和她说这件事。下面是我跟她讲的。那是个清闲的星期三，荷伯把这个肥胖的男人带到我的服务区时已经不早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胖的人，尽管这样他看上去还是挺干净的，穿着也得体。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巨大的。但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手指。我停下来照料他邻桌一对老夫妇时，第一次注意到这些手指。它们看上去有常人手指的三倍那么大——又长、又粗，全是脂肪。我还得照料其他的桌子，一桌四个做生意的，非常地难伺候。另一桌，三男一女，再加上这对老夫妇。利安得已给胖子倒好水，我过去前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来拿主意。晚上好，我说。可以为您服务吗？我说。丽塔，他块头那叫个大，我是说巨大。晚上好，他说。你好，可以，他说。我想咱们可以点了，他说。他的这种说话方式——很奇怪。你也这么觉得吧。他还经常发出些喘息声。我想咱们先来个恺撒沙拉，他说。然后来碗汤外加额外的面包和黄油，如果可以的话。羊排，我想不会错，他说。烤土豆加上酸奶油。咱们待会再考虑甜食。非常感谢，他说，把菜单还给我。天哪，丽塔，那些手指头啊。我快步走进厨房，把单子递给鲁迪，他接过单子时做了个鬼脸。你知道鲁迪，他上班时就那么个德行。从厨房出来时，玛戈——我和你提到过玛戈吗？就是追鲁迪的那一个？玛戈对我说，你的胖子朋友是谁？他可真是肥得可以。这只是一部分，我觉得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是在他的桌上做的恺撒沙拉，他看着我的一举一动，同时给面包片抹黄油，再把抹好的放在一边，在这期间他一直发出一种咝咝的声音。结果，我不知是太紧张了还是怎么搞的，一下子打翻了他的水杯。真对不起，我说。当你匆匆忙忙时往往会这样。真的很抱歉，我说。您没事吧？我马上让服务生过来收拾干净，我说。没事，他说。没关系的，他说，喘口气。别担心。咱们不介意的，他说。我去找利安得时他还冲我微笑并挥挥手，回来给他上沙拉时，我发现胖子把面包和黄油都吃光了。过了一会，我给他拿来了更多的面包，而他已把沙拉吃完了。你知道这些恺撒沙拉的分量有多大吗？你真好，他说。面包太好吃了，他说。谢谢您，我说。嗯，太好了，他说，咱们说的是实话。咱们并不总是这么爱吃面包的，他说。您是从哪儿来的？我问他。我好像从来没见过您，我说。他不是那种你会轻易忘掉的人，丽塔窃笑着插了一句。丹佛，他说。尽管有点好奇，我没再说什么。先生，您的汤一会儿就好，我说。然后离开去四个生意人那桌做点扫尾工作，非常地难伺候。给他上汤的时候，我发现面包又没了。他正把最后一片往嘴里送。相信我，他说，咱们不是每次都这么个吃法的。喘气。请你谅解咱们，他说。请千万别这么想，我说。我就喜欢看男人享受自己的食物，我说。我也不知道，他说。我想可以这么说吧。喘气。他理了理餐巾。然后拿起调羹。天哪，他可真够肥的！利安得说。他也没办法，我说，闭上你的嘴。我又放了一篮面包和一些黄油。汤怎么样？我说。谢谢。很好，他说。非常好，他说。他用餐巾擦干净嘴唇，又轻轻抹了抹下巴。是这儿本来就热，还是我的原因？他说。不是啦，这儿本来就热，我说。也许我们应该把外套脱了，他说。请随便，我说。舒服最要紧，我说。说得对，他说。说得非常对，他说。但过了一会儿我见他仍然穿着外套。我的两大桌客人已经离开了，那对老夫妇也走了。地方一下子空了出来。等我给胖子送上羊排、烤土豆和更多的面包和黄油时，他是唯一留下来的客人了。我在土豆上放了很多的酸奶油。在酸奶油上撒了些咸肉末和细香葱。我给他拿来了更多的面包和黄油。一切都还好吧？我说。好，他说。喘气。棒极了，谢谢你，他说。又喘了几口。请慢用，我说。我打开糖罐的盖子看了看。他点着头，在我离开前不停地看着我。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我是在找什么。但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。那个大肚皮怎样了？他会跑断你的腿的，哈里特说。你知道哈里特。甜食，我对胖子说，我们有特制的绿灯笼，就是加了调味的布丁蛋糕，有乳酪蛋糕，还有巧克力或香草冰激凌，还有菠萝果汁。咱们没耽搁你吧，有没有？他说。喘气，看上去有点担忧。没有没有，我说。当然没有，我说。慢慢来，我说。趁您拿主意的时候我去给您添点咖啡。那咱们就照直跟你说吧，他说。他在椅子上动了动身体。咱们想要这个特制甜食，但咱们也还想要一碟香草冰激凌，上面加一滴巧克力糖浆，如果可以的话。咱们跟你说过咱们很饿，他说。我去厨房查看他的甜食，鲁迪说，哈里特说你从马戏团弄来个胖子，是真的吗？鲁迪已经把他的围裙和帽子脱掉了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鲁迪，他是很胖，我说，但还有别的。鲁迪只顾哈哈大笑。看来她对肥胖的玩意儿感兴趣，他说。小心点，鲁迪，乔安妮说，她刚走进厨房。我有点吃醋了，鲁迪对乔安妮说。我在胖子的面前放上特制甜食和一碗香草冰激凌，把巧克力糖浆放在一边。谢谢你，他说。别客气，我说——我突然有点感动。信不信由你，他说，咱们不是每天都这么个吃法的。我，我吃呀吃呀还是吃不胖，我说。我倒是想增点重量，我说。千万别，他说，如果咱们有其他选择的话。没有，没有选择。然后他拿起调羹吃了起来。完了吗？丽塔说，点着一根我的香烟，把椅子往桌子那儿拉近了点。故事变得有趣了，丽塔说。完了。没别的了。他吃完甜食就走了，然后我俩就回家了，鲁迪和我。真是头肥猪，鲁迪说。像他平时累了那样伸了个懒腰。然后他只是笑了笑，就接着看他的电视。我在炉子上烧上水后就去冲澡。我把手放在肚子那儿，想着如果我有了孩子，其中的一个变得那么胖，那会怎样。我把水倒进壶里，摆好杯子、糖罐和奶，端着托盘去了鲁迪那儿。他好像一直在想这件事，鲁迪说，我小时候认识一个胖子，是两个，非常胖的家伙。天哪，他们是胖墩。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。“肥猪”，这是其中一个唯一的名字。我们都叫他肥猪，那个小孩就住在我隔壁，是我邻居。另一个孩子来得晚一点，他的名字就叫“站不稳”。除了老师以外，大家都叫他“站不稳”。“站不稳”和“肥猪”。我要是有他们的照片就好了，鲁迪说。我想不出来能说点什么，我们坐着喝茶，很快我就起身去睡觉了。鲁迪也站了起来，关了电视，锁上前门，开始解衣扣。我一上床就移到床的边上，面朝下趴在那儿。但鲁迪关灯上床后，马上就动作起来。虽然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，我还是翻过身来，并稍稍放松了点。但奇怪的事情就在这里。当他爬到我身上后，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地胖。觉得自己巨胖无比，胖到鲁迪就像个小不点一样，几乎从那儿消失了。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，丽塔说，但我看得出来她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我感到沮丧，但我不想和她说这个。我已经跟她说得太多了。她坐在那儿等着，优美的手指拨弄着头发。等什么？我想知道。现在是八月。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。我感觉到了。
胡利奥.科塔萨尔 1第一次看见那个岛屿的时候，玛利尼正彬彬有礼地朝着左边的座位俯下身，放下塑料桌，把午餐的食盘摆上。当他拿着杂志或端着威士忌酒杯往返走动的时候，女乘客看了他好几眼；玛利尼不慌不忙地调好餐桌，无聊地思忖有没有必要回应一下女乘客执着的目光——那是一个美国女人，众多美国女乘客中的一个。就在这时，舷窗的蓝色椭圆形里浮现出岛屿的海岸，海滩宛如金带，一座座小山丘簇拥着中央荒原。玛利尼一边扶正倾斜的啤酒杯，一边冲女乘客笑了笑。“希腊岛屿。”他说。“喔，对，希腊。”美国女人回答，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。铃声响了一下，乘务员直起身，职业的微笑还残留在他薄薄的嘴唇上。他去为一对叙利亚夫妇取番茄汁，但到机舱的尾部时停住几秒往下看去：岛屿很小，孤立海中，湛蓝色的爱琴海环绕着它，为之镶上一道耀眼的凝固的白边，那该是在礁石和海湾间飞溅的浪花。玛利尼看着荒凉的海滩向北向西延伸，其余部分是山岭，渐渐没入大海。一个岩石遍布的荒岛，尽管北部海滩附近那块铅灰色的斑点可能是一户人家，也许是一个原始房屋的群落。他打开果汁罐头，等直起身时岛屿已经从舷窗里消失，只剩下海水，无垠的绿色地平线。他下意识地看了下手表：正当午时。玛利尼很高兴被派来飞“罗马——德黑兰”航班，因为不像北方的航线那样阴郁，姑娘们总是兴高采烈，因为能够去东方猎奇或者去见识意大利。四天后，一个小男孩丢了勺子，难过地冲他端起甜食盘，他去帮忙的时候又一次看见岛屿的边际。时间上差了八分钟，但当他在机尾的小窗里俯身下望的时候，他确认无疑。小岛的形状独一无二，好像一只海龟正从海里露出四肢来。他看着直到有人叫他，这回他肯定那铅灰色的斑点是一组房屋，甚至分辨出几处稀稀落落的农田，一直延伸到海滩。那个岛成了玛利尼的一个牵挂，一想起来或者身边有舷窗的时候，他就看着它，最后几乎总是耸耸肩作罢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发现菲利莎是唯一能够多少理解他的人，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，他一挨近机尾的舷窗，她就承担起午间的工作。小岛只在几分钟内是可见的，但空气永远是那么澄净，大海近乎残忍地将岛屿刻画得分毫毕现，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与上一次旅行中的记忆全然吻合：北方海岬的绿色斑点，浅灰色的房屋，沙滩上晒着的渔网。看不到渔网的时候玛利尼会有一种匮乏的感觉，近乎一种冒犯。他曾想摄下经过海岛的过程，以便在酒店里重温岛屿的形象，但他宁愿省下摄影机的钱，毕竟不到一个月就到假期了。他没怎么去刻意地计算时间；今天跟塔尼娅在贝鲁特，明天跟菲利莎在德黑兰，他弟弟差不多总在罗马。这一切都有些模糊，轻松又亲切，仿佛是某种代用品，借以打发飞行前后的时间，在飞行中也是一样的模糊、轻松和愚蠢，直到在机尾舷窗边俯身下望的时刻，感觉玻璃的冰冷好像水族馆的边壁，其中有金色的海龟缓缓移动在蓝色的汪洋。2那天渔网正好铺在沙滩上，玛利尼敢打赌，左方那一个黑点，就在海岸边，肯定是一个渔夫正仰头看着飞机。再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，马里奥·梅洛里斯会借钱给他凑齐旅行费用，用不了三天他就能到希罗斯。他嘴唇贴在玻璃上，微笑着想象自己爬到绿色的斑点那里，赤裸着身子从北边的小港湾下海，和人们一起打捞章鱼，靠手势和微笑交流。一旦下了决心就没什么困难，一班夜里的火车，头一班船，再换一艘又脏又破的船，在里诺斯停靠，跟小艇的船长无休无止地讨价还价，甲板上过夜，紧挨着星星、茴芹和羊肉的味道，黎明时已置身于岛屿间。伴着第一束曙光下了船，船长把他介绍给一位老人，应该是岛上的族长。克拉伊罗斯握了握他的左手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语调缓慢。来了两个小伙子，玛利尼看出来是克拉伊罗斯的儿子们。小艇的船长耗尽了他的英语词汇：二十个居民，章鱼，打鱼，五间房，意大利游客付住宿钱给克拉伊罗斯。他们去装船，留下他一个人，他几下脱掉旅行的衣服，穿上泳裤和凉鞋，到岛上游逛。四下还看不到人影，太阳慢慢焕发出力量，从荆棘丛里蒸腾起一种微妙的味道，有一点酸涩，和海风中的碘混合在一起。差不多十点钟的时候他来到北边的海岬，认出了最大的那个港湾。虽然更想到沙滩上沐浴，他还是愿意一个人呆在这里；岛屿涌入他的心，他很享受这种亲切感，以至于不知道该怎样思考或选择。太阳灼烧着他的皮肤，海风吹拂，他赤裸着身体从一块石头上跳进大海，水是凉的，感觉很好。他任凭自己被暗流裹挟直到某个洞穴的入口，这才转身游回大海，仰面漂浮在水上，以一个和解的姿态接受了一切，也决定了未来。他确信无疑自己不会离开这岛屿了，将以某种方式永远留在岛上。他能想象他的弟弟，菲利莎，当他们知道他要留在一块孤零零的大石头上当渔民时的表情。他收回思绪向岸边游去，那一切已是过眼云烟。阳光立刻晒干了他身上的水，他朝着下面的房子走去，克拉伊罗斯的一个儿子在海滩等他，玛利尼指指海，发出邀请。小伙子犹豫了一下，指指身上的布裤子和红衬衫。随后便跑进一间房子，出来的时候几乎是光着身子；两人一起跳进已经变得温暖的海水，海面在十一点的阳光下闪闪发亮。3在沙子里擦干身子的时候，尤纳斯开始列举各种东西的名字。玛利尼开始练习新学的词汇，也教尤纳斯意大利语。汽艇越来越小，几乎在天尽头。玛利尼觉得现在是真的和克拉伊罗斯一家独自在岛上了。他准备过上几天，支付房钱，也学习打鱼。等到某个晚上，等彼此已经熟悉，他会对他们说想留下来，和他们一起干活。他站起身，跟尤纳斯握了握手，然后缓步向山丘走去。坡很陡，他边攀登边享受着每一个高度，频频回头去看海滩上的渔网、女人们的侧影，她们正兴奋地和尤纳斯，和克拉伊罗斯交谈，用余光望着他，笑着。当他来到那块绿色的斑点，便进入了另一个天地，在这里百里香和鼠尾草的气味和太阳的光焰、洋海的微风浑然一体。玛利尼看了一眼手表，做了一个不耐烦的表情，把它从手腕上扯下来塞进泳裤的兜里。抛却旧我并不容易，但在这里，在高处，烈日长天，他感觉这转变是可能的。他在希罗斯，就在自己曾无数次怀疑能否抵达的地方。他仰面躺到滚烫的石头上，忍耐着石头的尖棱和火热的背面，直直望向天空，远远传来引擎的轰鸣。他闭着眼睛对自己说不要再看飞机，别让飞机又一次飞越海岛上空时产生的那种恶意污染自己。然而在眼睑的阴影下他不禁去想象菲利莎和餐盘，她就在这时候分发餐盘，还有他的继任者，或许是乔尔乔或者别的线上的新人，也一样微笑着端上红酒或者咖啡。他无力与这许多的过去做斗争，睁开眼，直起身。就在这时候他看见飞机的右翼，几乎就在他的头顶，无法解释地倾斜着，涡轮机奇异地轰鸣着，飞机几乎垂直坠入大海。他飞快地跑下山去，在乱石间磕磕碰碰，一条胳膊也被荆棘划破。岛屿遮住了坠机的地点，但他在到海滩之前拐了个弯，沿着预想的近路翻过第一道山梁，到达最小的那处海滩。机尾在百余米外渐渐下沉，没发出一丝声响。玛利尼紧跑几步，一头扎进水中，还抱着希望飞机能够再浮起来，然而只剩下波浪柔和的线条，一只纸盒荒诞地在坠机处附近沉浮。几乎在最后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游下去的时候，一只手露出水面，只一瞬间，玛利尼改变方向潜进水里，直到抓到那个男人的头发。他正挣扎着想抓住他，声音沙哑地大口吸气，玛利尼让他能够呼吸，但没让他过于贴近。他渐渐把那人拖到岸边，抱起这具身穿白衣的躯体，平放在沙滩上，看着他脸上满是泡沫，死亡已经降临，鲜血正从咽喉处一处很大的伤口汩汩涌出。人工呼吸已经无济于事，伤口每一次痉挛都裂开得更大些，仿佛一张令人厌恶的嘴在呼唤玛利尼，把他从岛上短暂时光里微小的幸福中拽出来，在泡沫中向他呼喊着他已经无法听见的话语。克拉伊罗斯的儿子们飞也似的跑来，后面跟着那些女人。当克拉伊罗斯赶到的时候，小伙子们正围在沙滩上躺着的那具躯体身边，不明白他怎么会有力气游到岸边又流着血爬到这里。“让他闭上眼睛吧。”一个女人哭着请求。克拉伊罗斯看了看海，寻找其他的幸存者。然而，跟往常一样，他们孤独地呆在岛上，那具睁着眼睛的尸体是他们与大海之间唯一的新鲜事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