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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冬，街上第一缕烤红薯地香味飘起来地时候，我就忙着给母亲打电话，让她给我准备一袋子红薯带过来。母亲接到我这类电话，总显得格外欢喜。连声说好，生怕我反悔，生怕我不再问她要东西。然后，赶紧乐颠颠地去准备。这一次也是，才隔一日，一袋红薯已托人带来

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，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。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，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。这是典型的父亲的个性，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，至于他自己，倒是很少注意。我记得在很小的

半年多来，挑起争端的总是那个男人。而争执的理由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：“我没带钥匙，为什么半天才开门？我的拖鞋呢？把遥控器给我，天天看磨磨唧唧的韩剧，烦死了……”直到有一天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想过后，隔壁门开了，出人意料的是，我没有听到那个男人

我抬头仰望天空，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，大得没有边际。玻璃后面好像是另一个世界，有些人靠近玻璃向下观望，就像坐观光电梯，里面人来人往。人们一律穿着黑衣，大多表情凝重，也有的行色匆匆。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，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地哭喊了。他——

这是一场除了家属之外，仅有十一人前来吊唁的告别式。其中八名，是甫入职场、平日并不熟稔的同事；再有，则是往生者的友人代表，计三名。躺在棺内的是我的大伯父，在我尚未知世事之际，他便离开故乡金门，奔赴台湾打拼。我与他关系生疏，原因有多重：其一，大